九百九十五章 人事有代谢,往来成古今(两更合一更)

  熙宁十年三月。

  王安石以子王雱病为由,再度提出辞相。

  官家照例不准,并给王安石假,同意他在家抚视,

  但王安石不再同意,五度上疏,最后命下罢其宰相之位,为镇南军节度使,判江宁府。

  旨下之时,王安石正寓居在定力院内。

  第一次罢相时,他也是住在此际,如今仍住在此院中,看着满园春光明媚作诗一首。

  江上悠悠不见人,十年尘垢梦中身。

  殷勤为解丁香结,放出枝间自在春。

  此诗是仿陆龟蒙所作(江上悠悠人不问,十年云外醉中身。殷勤解却丁香结,纵放繁枝散诞春)。

  他又居定力寺想起前诗来,此刻他便坐在丁香树下看着章越送来的书信。

  此信也算是章越对当初王安石在府上,隐隐以朝政托之的一等回复。

  对章越而言,朝政不是最要紧的,在朝政之上更要紧的是【国是】。

  这是章越一入京后吩咐陈瓘所为之事,二人就此增删七次,常常讨论半日。直到今日章越给王安石书信一封。

  说是书信一封其实也是进卷。

  犹如章越孑然一身至京城时,将文章投遍公卿,两制大臣求得赏识引荐一般。当时章越三度投文王安石,还曾亲自登门求其青睐。

  时过境迁,章越再书王安石,宛如当时投文心境一般。

  在信中自述彷徨如学生请教师,王安石见此微微叹息,章越这么多年了,依旧还是那么恭谦谨慎,有醇醇之风也。

  章越这一封书信的题目便是‘孟子亦言利’。

  王安石看章越的题目时候笑了。

  众所周知王安石是最推崇孟子的人,时人讽刺王安石的观点与孟子如出一辙,只是区别在一个整天言利,一个从不言利。

  故而王安石看到章越‘孟子言利’不由会心一笑。

  义利之辨是儒者第一事。

  义利之辨就是出自孟子,《孟子》的一章。

  孟子见梁惠王。

  王问,老头,你不远千里而来,亦将有以利吾国乎?

  孟子答说,王何必言利,亦有仁义而已。

  这就是孟子头一章头一句,读过孟子书的人都知道。

  章越言,五经之首《易经》,言利有一百八十四处,言不利的有二十八处。

  易经所言的元亨利贞,及利或不利。

  被奉为五经第一经,华夏各家流派之祖的易经教的就是你如何【利用安身】之道。

  易经研究的就是如何‘趋吉避凶’,如何‘大吉大利’,这个思想可谓融入每位华夏子民的血脉之中,为三教九流所共奉。

  如果说孟子否定了‘利’,也就是否定了五经之首的《易经》。

  何为利?何为义?

  孟子言墨子所云的‘义’,乃摩顶放踵以利天下,就是头磨破了脚擦伤了,也要为利于天下之事。

  杨子所云的‘利’,拔一毛以利天下不为之,你要我拔下一根毛利于天下,我也不干。

  墨子之‘义’,乃‘无私’,如果人人都不利己,心里头完全没有自己才能利天下。

  扬子的‘利’,乃‘自私’,如果人人都利己完全不利他,才能利天下。

  孟子批评墨子扬子都不是‘中用’之道,而是执一之道。执一之道是贼也,举一而废百。

  孟子所云的‘义’和墨子所云的‘义’不同。

  孟子之‘义’乃‘中用’之道,兼顾利己利他。但中用之道不是折中和调和,如何中用?必由【诚】出发,那就是‘仁义’。

  什么是‘仁义’?

  仁义就是‘大利’,‘远利’,而梁惠王有何‘利’吾国的所言的‘利’是‘短利’,‘近利’。

  短‘利’,近‘利’人人都会,地上有一百块,你不用教谁都懂得捡起来。

  但因为捡这一百块,若被东家或让失主看到了,那么利则为害。或者二者都没有,从此滋生了不劳而获,守株待兔的思想,这都是害。

  人之所以染上赌瘾,都是从一开始赌博赢钱开始的。

  所以孟子的‘仁义’是劝梁惠王舍‘近利’逐‘远利’,只有‘仁义’才是‘远利’,不要舍大取小。

  这才是孟子符合易经‘趋利避害’的地方。

  通过利他来达到利己,这是儒家的‘义’,而后世的朱熹看别人不明白,于是急了赶紧悄悄声补了一句‘不求利无不自利’。

  如果说孔子定义了什么是‘仁’,那么孟子定义了什么是‘义’。

  墨子牺牲自己,奉献他人的‘义’,非常地崇高非常的伟大,但大部分人做不到。而孟子的‘义’,才是兼顾‘利义’的中用之道。

  易经的‘趋利避害’之道就是‘积善之家必有余庆,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。’

  只是后世儒者将‘义’和‘利’片面地对立起来。

  因此章越给王安石上书孟子也讲‘利’。

  王安石看章越之书心底大大认同,司马光抨击自己‘头会箕敛’,违反了‘孟子之志’。

  王安石反击道:“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害,不为生事;为天下理财,不为征利。”

  后来王安石又与曾公亮说‘孟子所言利者,为利吾国。如曲防遏汆,利吾身耳。至狗彘食人食则检之,野有饿孳则发之,是所谓政事。政事所以理财,理财乃所谓义也’。

  章越用易经‘趋利避害’,‘孟子‘言利’实质上的支持了王安石,也表明日后若他主政的【国事】上于此不变。

  信在这里章越只写了一半,下面说了为何‘仁义’之不行。

  老子言‘大道废,有仁义;智慧出,有大伪’,庄子言‘圣人不死,大盗不止’。

  老子和庄子对儒家这一套‘仁义’都不感兴趣,甚至嗤之以鼻。

  是老子庄子错了?还是孔子孟子错了?

  说到做到不是一回事。你要达到‘仁义’的目的,不能用‘仁义’的名义来提倡。

  否则越提倡‘仁义’,世道就越虚伪。提倡什么,什么就衰弱。你一用力就跑偏,‘着力即差’。

  要实行‘仁义’,必须反者道之动也。

 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。正是因其不仁,所以才仁万物。

  所以人道要法天道,为政也要不‘仁’。这点上法家才是看得最透彻的那一个。

  韩非子有言‘君之于民,有难则用其死,安平则尽其力’。

  对君主而言老百姓的作用就是,君王有难,百姓就要为君王而死,若无事,百姓就要996干到死来奉养君王。

  法家说话不好听,但是一针见血,句句都是大实话。

  ‘害生于恩,恩生于害’。怨恨都是生于恩惠之中,反之斯德哥尔摩症者大有人在。

  严刑峻法之下,反生出感恩戴德之心。

  所以治国当求‘仁义’,却不可一味以‘仁义’之道治国,必须辅以法家。

  王安石看到这里时,纸张随之在春风微微颤动。

  王安石心道,若是早遇章越二十年,自己当将他收之门下,如此何必托之吕惠卿,曾布。

  可惜,没有如果

  ……

  深宫之中。

  高滔滔正听闻张茂则的禀告。

  “这王雱虽居天章阁待制,但风评一直不好。”

  “王雱性子刻薄且严厉,常自称商君(商鞅),自以为豪杰之士,常劝王安石杀不用命的大臣,尽逐旧党。”

  “王安石主政之际,都是此人怂恿,罢尽老成持重之人,多用门下新进狡慧少年。令太学,州学,县学诸生一切以王氏经为师。”

  “之后王安石罢相,又是此人假借王安石之命,让邓绾,吕嘉问弹劾章越,吕惠卿。章越不知从何处得知此事,本要入宫面圣反击王安石。”

  “但事到临头,却突然去了王安石府上,这才消除误会。”

  高滔滔道:“我没有看错,章越果真是识得大体之人,换了吕惠卿安肯登门与王安石对质,必拼个两败俱伤才是。”

  张茂则道:“章越确实是有德之人,只是不知他以后会不会附于安石之见,继续变法!”

  高滔滔闻言沉默了片刻道:“有私之人宰国,方成天下之无私,无私之人宰国,反成天下之大私。且看一看吧,若章越再世故一些,近于人情一二便好了。”

  “你替我传章越之妻进宫,上一次她与我谈得很是尽兴。”

  张茂则从高滔滔面前离开。

  他回头看了看宫阙,这王安石一去,如今连高太后之尊都要主动示好章越了。

  ……

  当圣旨抵至定力院,已是黄昏。

  王安石得知罢相之命百感交集。

  自己罢相,如同眼前的夕阳,沉沉向西。而反观章越,却如那旭日,明日将冉冉东升。

  但又如何呢?

  人事有代谢,往来成古今。

  当年有僧人言对自己道,得意浓时正好休!

  也是这个道理!

  今日王安石再看丁香此物。

  丁香此物洁身自好,好看也好闻,但若要作药,则当粉身碎骨,否则只是好看好闻而已。

  自己负天下盛名三十年,入京变法,不惜粉身碎骨,亦要变得这世道。他王安石本做好了身败名裂的准备,而不愿独善其身。

  但是当国十年,君恩深重,还能得以荣休。后继的章越还能如此敬重他王安石,再三顾全他的名声,自己夫复何求?

  至于新法以后何去何从,留待当世圣贤,自己已如明日黄花!

  定力院中,春风不言,已作丁香朵朵,迎在枝头绽放。

  王安石又起诗意,寻思良久方写下‘追思陈迹故难忘,翠木苍藤水一方。闻说精庐今更好

  好随残汴理归艎’。

  王安石读后心觉,此诗不过平平,终是不如‘京口瓜洲一水间,钟山只隔数重山。春风又绿江南岸,明月何时照我还。’

  为相久矣,诗作远远不如未相之时,此还钟山不知能不能拾起。

  王安石满是自嘲如是想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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